从接待人数上来看，2018年全年，峨眉山A实现购票人数329.5万人次，同比增长3.25%；游山门票收入为4.738亿元，占营业收入的44.19%，同比增长3.49%。

 

应建立常态化的门票价格机制

 

对于门票或索道票降价后不同公司业绩的不同表现，曾博伟分析，门票降价本身未必会造成公司业绩的必然下滑，降价的幅度和门票、索道票等在公司收入中的占比等，都会使得不同的景区有不同的业绩表现。

 

“首先，门票价格的下降理论上能促使景区游客数量的增长，如果游客数量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可以抵消票价降价的部分，公司业绩反而可以得到提升。另外，门票价格的下调或许会一定程度倒逼景区门票经济以外的其他产业，对于景区来说未必不是好事。”曾博伟分析。

 

曾博伟还透露，在景区门票价格下调之后，有的景区则进一步压缩了门票代理的代理费用，从而转嫁了门票价格下调所带来的压力。

 

“代理的门票销售提成在高峰时期可以达到门票售价的10%左右，但现在，很多代理连原来的一半都拿不到。”曾博伟解释，门票代理行业激烈的竞争也使得部分景区并未过多受到门票价格下调的影响。

 

对于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通知》中提出，要推进更大范围降价、推动更大力度降价、强化配套服务价格监管、确保降价取得实效等要求，曾博伟分析，在此前景区门票降价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景区的做法与老百姓的预期存在一定差距的现象。

 

“比如，只降淡季门票，不降旺季门票等。对于有的景区来说，淡季门票本来就是要打折促销的，只降淡季门票显然不是真正的降价。”曾博伟说，此番《通知》中明确提出：不得只降低淡季价格、不降低旺季价格；不得以降低联票、通票价格替代具体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项目降价；不得以降低特定售票渠道、特定群体、特定时段价格或实行价格优惠替代普惠降价；不得以经营管理者在政府指导价范围内自主下浮价格替代政府降价；不得通过不合理设置“园中园”门票，提高其他游览服务价格，将门票、相关游览服务项目强制捆绑销售等方式冲减降价实效，搞“明降暗升”等，便是针对此前景区门票降价过程中产生的不合理现象而提出。

 

但曾博伟表示，如果只是简单的压低景区门票价格也并不是长久之计，游客对于景区门票降价的需求与景区盈利需求之间本来就存在博弈。

 

“除了降价之外，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门票价格机制，对不同属性的景区区别对待，进一步明确景区管理的权责划分，使得票价与景区经营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曾博伟说。

 

降门票不可“一刀切”，应对不同景区分类管理

 

如何才能公平合理地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刘思敏建议，全国数万家景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刀切”，可对景区实行分类管理，即将全国的景区分为公益型、市场型、混合型三种类型。

 

刘思敏解释，公益型景区指具有极大的、明显的社会公益价值的“优中选优”的景区，如故宫、黄山、九寨沟、张家界、峨眉山、三峡大坝等，其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不可替代性，这类“好山好水”是自然垄断产品，也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所有的财富。

 

“这类景区应免费或少收费，力争让全民都能够公平共享，避免垄断利润，避免对低收入人群不公正。同时，门票方案要向未成年人、学生、学校等重点受教育人群和组织倾斜，以达到最大的社会公益效果。”刘思敏说。

 

市场型景区指不依托所在地传统的旅游资源，依靠开发商投入资本、土地、文化创意等旅游发展要素，产生市场价值的“无中生有”的景区。刘思敏举例，这类景区是指如欢乐谷、迪士尼、环球影城等，其中人造景观、人造娱乐型景区占较大比例。

 

在刘思敏看来，这类景区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和较大的风险性，是纯市场化产品，门票价格决策完全是市场行为，就像美国好莱坞大片一样，让游客“用脚来投票”，门票采用“谁来就向谁收费”的方式，政府不承担额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