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休假天数在变化，每天的工作和休闲时长也在变化。《休闲绿皮书：2016-2017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基于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表明，2016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相比20年前减少了27分钟，有了更多休闲时间。

 

　　不过，魏翔领导的中国假日经济测算课题组经过两年的研究后发现，虽然总体上人们休息时间在增加，但休闲观念和休闲质量十分滞后，休息后刺激的产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时产出的GDP在国际上排名还比较靠后”。

 

　　人们休闲质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放假与休闲的属性有所不同。魏翔认为，放假具有刚性属性，一般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而休闲质量是柔性的。一方面，由于假期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关，如果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时，人们的休闲质量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休闲质量还与劳动收入、劳动效率、社保制度、医疗改善等紧密相关。比如收入就是决定休闲质量的重要一环，“如果问人们愿意放弃多少收入来增加一天假，人们恐怕很难确定。”

 

　　假期结构本身也是一大问题。“将人们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地方休假，这种‘共时化’是中国休假制度中的一大特点。”王琪延说，例如“黄金周”，会导致旅游景点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时间内迎接大量客流，导致人们体验下降。解决策略应该是“分散化”，分散人们的休假时间和空间。但是，如果没有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作为基础，取消“黄金周”将可能导致一些劳动者的正当休假权受到威胁。

 

　　休闲产业发展不充分是另一个原因。魏翔举例说，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人们的收入和自由时间增多，但同时精神疲劳也在上升。动漫产业应运而生，在缓解人们疲劳、激发创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文化产业，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娱乐休闲、养生休闲等都是提升人们休闲质量的休闲产业类型。王琪延认为，中国休闲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未来会有很大潜力。

 

　　此外，休闲教育缺乏，也让很多人不懂得怎么休闲。什么是休闲教育？王琪延举例说，比如你想健身，却不知道怎么进行，就需要花钱请教练，教练的工作就是休闲教育。“如果说传统教育教会了人们如何生存，那休闲教育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认为，应将休闲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时，对于一些开办艺术街区、儿童游艺馆，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政府应给予足够支持。

 

　　“分散式休假”代替“黄金周”？

 

　　目前关于放假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挪假”，将假期和双休日等结合；一种是“分散式放假”，在放假总天数不变情况下，将假期分散。

 

　　从数字上看，中国目前全年公共假期天数和美国相差不大，放假天数基本合理。

 

　　在魏翔看来，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增加假期总量，而是合理安排一年内的假日结构安排，释放出更多的“结构效率”。他认为，虽然假日增多能提高消费，但同样会带来负作用(如挤占生产时间、降低收入、变相拉大收入差距和对社保产生压力等)。因此，在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前提下，可以用“分散式休假”代替“黄金周”。

 

　　“我们的仿真测算显示，在各种参数情况下，对不同行业，在某个月内不论是出现‘长节日’或‘短节日’，还是同时出现这两种节日，‘分散式休假’都是一种优化的休假模式，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魏翔说。

 

　　然而，“黄金周”表面上是旅游问题，深层次上则是涉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社会问题。很多劳动者支持保留“黄金周”，甚至希望“多增加几天”，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公共假期制度的刚性约束，才能确保相关企业落实好员工的休假权利。在其他时间内，劳动者特别是很多低收入劳动者需要考虑休假后收入如何保证的问题。即便是带薪放假，能获得基本工资，但没有绩效工资、没有奖金，他们的损失如何弥补？